襄城人才网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评价 能准确的评价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好与坏。

    发布时间:2020-03-21

    中共由理想瞎搞主义转变为官僚资本主义

    回复:

    长期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呈现出以调控国内均衡为主的特点。但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传统的调控模式将受到外部经济的强烈冲击。本文在分析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关于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各种理论之后,提出了中国应该选择“内外兼重,双重平衡”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的观点,同时认为在具体模式构建上,应积极发挥人民币浮动汇率稳定国际收支的作用,同时重点采用浮动汇率条件下有政策效果比较优势的货币政策实现国内均衡,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遵循WTO的有关规则,强化政府在供给政策中的作用,构建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积极参与国际间的经济政策协调。
    经过近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在经济全球化和计算机通信以及网络技术的强力推动下,各国市场进一步融合,国际竞争不断加剧,世界经济格局重新调整。其次,从国内情况看,总供求关系出现了根本性转变,经济开始由短缺走向相对过剩,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由通货膨胀走向通货紧缩。显然,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的选择将日益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
    (一)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与趋势
    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经济加入全球化浪潮日益加速的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放在市场化,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等方面采取循序渐进的改革措施,在扩大进出口贸易,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扩大沿海地区开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据《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年鉴》显示,20年里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到2656亿美元,特别是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0%左右。据专家估计,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对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5%,照此推算,外资投入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率在6%左右。显然,国际间要素流动极大地提高了国内生产率。据有关统计表明,90年代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通过扩大投资和提高要素生产率,对GDP平均增长10.7%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我国的国际收支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构成上都有很大变化。在收支规模上,1979—2000年累计进出口总额约为3万亿美元,是建国以后前29年的15倍多。我国贸易占世界贸易的位置,已由1980年的第28位提高到2000年的第7位。随着国际收支规模的扩大,国家外汇储备总水平不断上升,2000年底达1513亿美元。近20年来,除进出口和侨汇两个传统项目以外,其它如旅游、运输、服务承包和资本项目收支急剧增长,其中资本项目收支增长尤其明显。
    随着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的程度的不断加深,涉外经济活动在国民经济活动中所占比重大大提高。以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之比为例,1988年为25.6%,2000年则上升到约40%。参与经济全球化,使中国的国民收入得到了飞速的增长,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逐渐缩小。
    (二)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实践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始于1992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方案出台以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就是要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社会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国家采用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加以辅助和引导,这种调控区别于以往的计划手段的特点就在于它是指导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国内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使得其经济运行机制与国际市场逐步接轨,对外经济活动日益活跃,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面对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经济,中国近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表现为侧重于对国内均衡的追求,显然这是由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仍处于逐步完善的阶段以及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的特点所决定的,并且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也确实发挥了较为积极的作用,较有成效地实现了国内经济的增长。从总体上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运行在保持年均10.7%的高速增长的同时,又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1988年秋季一度出现的市场震荡和1989年供给缺口的拉大导致了1989—1991年的经济急速滑坡。1991年经济步入低谷并缓慢回升,1992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而且势头特别猛烈,但1994年发生了中国改革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全国商品零售价格上涨了21.7%,消费价格上涨了24.1%。1993年中期以后,中央政府开始提出加强宏观调控的口号,实施了抑制经济过热的经济政策,并在1996年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软着陆”,有效地降低了通货膨胀率,使整个国民经济仍保持住了高速增长的势头。97年以后,中国的经济虽然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势头,但增长的速度却有所放慢,目前维持在7%左右,同时国内有效需求逐渐转向不足,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状态,物价出现了负增长,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现今,但已开始表现出反弹的迹象。1988年和1989年高达20%以上的高通货膨胀率,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抢购风潮,针对该种状况,中央政府于1989年下半年实行了严厉的紧缩政策,即在全面紧缩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时又大力紧缩信贷。在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下,实现经济“硬性着陆”,这使得经济由“过热”陷入“过冷”之中。1992年以后,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涨期,但同时又引发了“过热”问题,针对这一次的投资过热和高通货膨胀,国务院实施了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并不是全面的紧缩。此次财政紧缩不是针对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紧缩,而只针对引发投资冲动的房地产和开发区投资的紧缩,货币政策并非全面的信贷紧缩,而只是针对乱集资,乱拆借的信贷紧缩,正常的生产和建设的资金供给没有受到影响,有效地实现了宏观经济的“软着陆”。97年以后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迹象,对此国务院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增发国债,降低利率等政策工具促进国内有效需求的增长和物价的回升,目前已经显现出积极的效果。
    在国内宏观经济呈现高速增长的周期性波动的同时,中国的对外经济却一直处于顺差的有利不均衡状态。国内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家对出口与外商投资的政策倾斜,引发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额年年递增。同时,虽然中国的对外经济一直处于顺差的不均衡状态,但是顺差并没有造成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反而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因人民币的名义汇率呈现出贬值的状况而促进了出口的增加,事实证明顺差对于国内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是有利的。人民币的汇率之所以表现出上述特点,这是由中国国内市场体系与国际市场体系接轨所产生的效应决定的,以往人民币一直处于名义汇率高估状况,人民币汇率体系在1996年被改革为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和银行结售汇制,加速了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进程,一直高估的名义汇率不断贬值向实际汇率接轨,使得中国的对外经济一直处于有利的顺差状态,同时顺差并没有造成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对外经济呈现出顺差的有利不均衡,因而中央政府并没有必要急于改变这种状态,而可以集中精力对付国内的经济周期,因而在90年代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历程之中,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践明显地表现出侧重于对国内经济周期的调控之上,并且这一策略的选择有效地平抑了国内的经济周期,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三)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挑战
    对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来说,与外部经济的联系对该国经济的运行有着重大影响。这些影响表现为在经济全球化为该国经济提供了许多封闭条件下不具备的有利条件的同时,也对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带来了冲击。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政府对经济调控不但要实现国内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而且要确定经济开放的合理的程度,这样就必然产生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协调上的矛盾。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经济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原先只侧重于解决国内宏观经济均衡问题的宏观调控模式必然受到开放经济下经济运行方式的冲击,带来内外均衡的冲突,如经济条件的变化,国际间经济波动的传递,国际游资的投机性冲击等,都可以产生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
    首先,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人民币汇率的市场调节逐步完善,人民币的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接轨,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必然造成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而升值对于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贡献的出口是极其不利的,同时出口波动还会影响到国内有效需求,可能进一步加剧目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不利状况。虽然顺差增加了国际储备的数量,并通过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放大而导致国内信贷量的扩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内需求的增长,但在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顺差必然恶化国内的经济状况,所以政府必须要在顺差和汇率等方面进行适当的政策调节。
    其次,随着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灭,美国经济继续减速,2001年美国第一季度的GDP增长率为0%。市场信心不足,投资和消费不振。日本经济,欧元区经济,我国的周边国家和亚洲地区经济受美国经济大幅滑坡的影响,都明显表现出经济衰退的迹象。近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调低了200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200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4%,低于IMF原先预计的3.5%。联合国则预测全球的经济增长率将从2000年的4%降为2001年的2.4%,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从2000年的5.7%降至2001年的4.4%,世界贸易额的增长速度将从2000年的12%降至6%。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将造成我国出口的巨大压力,贸易顺差将大幅减少。我国的出口市场主要是美国和日本,其需求紧缩势必对我国出口造成较大影响,同时亚洲周边国家货币贬值也非常不利于我国出口的增长,出现贸易逆差的可能不容忽视。如果出现逆差的话,采用紧缩需求的方式进行逆差的调节必然加剧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同时由于中国近年来一直处于顺差的有利地位,政府缺乏对逆差调节的政策经验,因而对国际收支逆差的调节将是中国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第三,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产业在国际范围内的迅速发展,使得信息的量、准确度和速度都大大提高,在此条件下,家庭和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对信息的处理能力更强,他们更能准确地对事物做出判断和预测。因而,经济全球化下信息技术的扩散,使得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模式发生了改变,虽然这种改变不致于使得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成为完全理性,但预期模式向理性的逐步递进必然对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产生影响,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可能因微观经济主体的反应而完全归于无效。另外在出现巨额逆差的情况下,在脆弱的国内金融体系的条件下,预期的自我持续可能酿成国际储备大量流失,资本严重外逃的货币危机。在货币危机中,市场投机者的贬值预期因名义利率机制的作用表现出一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政府干预的成本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于政府放弃对外汇市场与汇率的干预而爆发货币危机。从这一投机者与政府的动态博奕过程,我们不难看出预期模式对政府干预政策的冲击与影响。因而在以上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下,政府必须对受预期影响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整。
    第四:中国即将加入WTO,然而WTO的多边规则对各国实现内外均衡的方式和政策均有一定的约束。首先,WTO对国际收支的调节存在着约束,一般不允许采取紧急限制进口等直接管制办法。随意提高关税以限制进口的措施受到约束,直接补贴原则上被禁止,在运用汇率和外汇管制等措施调节国际收支时,也必须要符合WTO的规则。另外WTO规则对国内财政,税收、金融、科技、环保、人力资源开发,地区和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也有一定的要求和规范。因此在加入了WTO以后,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直接行政措施都将受到WTO规则的直接或间接的约束,因而在加入WTO后,政府必须对宏观经济调整的模式加以改变,以适应这些规则与约束的要求
    第五: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提高国际竞争力始终是各国努力的方向。发展中国家知识与技术的积累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是通过诱致性机制来实现的。遵循这种技术轨迹的国家的共同特征是,其知识与技术的积累是渐进的、缓慢的、国际竞争力也是在一次次的技术创新中经过漫长的积累而形成的。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全球知识存量迅速膨胀的今天,国际竞争已转向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的竞争,而中国要构造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不能通过漫长的诱致性变迁机制来实现,而必须要通过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实现,从要素投入形的增长方式转向重视科技,教育,人力资本培育的要素效率增长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同时政府应在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等方面创造出促进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的制度基础,从各个不同层面塑造出研究与开发,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的运作机制。由此可见,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的竞争对政府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提出了挑战,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必须要具有促进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
    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面临着对本国经济内在稳定性和合理开放性之间的协调问题,也就是说,如何实现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一致将是政府的主要宏观经济调控目标。此时,当政府采取措施努力实现某一均衡目标时,这一措施可能会同时造成另一均衡目标的改善,也有可能造成对另一均衡目标的干扰或破坏,这样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形。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与发展,同样也会促使政府对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理论研究不断地完善与发展。关于政府搭配的“丁伯根法则”和政府指派的“有效市场分类”等理论的出现发展了开放经济下的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开放经济的政策目标包括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两部分,因而政府不能仍像封闭经济条件下单纯运用对社会总需求进行调控的政策。为避免内外均衡之间的冲突,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必须要有新的思路。
    在运用政策搭配以实现内外均衡的方案中,蒙代尔提出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和斯旺提出的支出政策与汇率政策的配合最有影响。蒙代尔是以预算作为财政政策的代表,以货币供给作为货币政策的代表来论述其搭配方法的。蒙代尔认为由于财政政策在协调国内均衡上具有比较优势,而货币政策在协调外部均衡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政府应当以财政政策调节内部均衡问题,以货币政策来调控外部均衡问题。斯旺以支出转换型政策与支出增减型政策搭配来讨论政府对内外均衡的政策协调。斯旺的分析认为政府的支出增减政策可以明显影响国内支出水平,本国货币的实际汇率的升贬值可以明显地影响国际收支状况。斯旺认为应采用支出增减型政策对付国内均衡问题,而外部均衡的任务则应交给支出转换型的汇率政策。虽然蒙代尔和斯旺的方案都是建立在对实际经济作了相当简化处理的基础之上,但其理论分析和政策主张对于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模式的选择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作用的。
    实现国际收支的均衡是政府对外部均衡调控的主要目标。最早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可追溯到18世纪休谟的物价一现金流动机制学说,而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研究不断深化的基础上,出现了众多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国际收支调节的弹性分析法是琼•罗宾逊在马歇尔微观经济学和局部均衡分析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着重考虑货币贬值取得成功的条件及其对贸易收支和贸易条件的影响。国际收支调节的吸收分析法建立在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上,从凯恩斯的国民收入方程式入手,着重考察总收入与总支出对国际收支的影响。该理论分析认为,当国民收入大于国内总吸收时,国际收支为顺差;当国民收入小于总吸收时,国际收支为逆差。相应,政府对顺差和逆差的调节应着手于对国内吸收水平的调节上,以扩张性的政策调节顺差,以紧缩型的政策调节逆差。国际收支调节的货币分析法由哈里•约翰逊和雅各布•弗兰柯在货币主义学说的基础上提出。该理论认为国际收支是一种货币现象,国际收支逆差实际上是一国国内的名义货币供应量超出了名义货币的需求量,因而对逆差的调节主要在于实行紧缩的货币供应政策。货币论的政策主张的核心是,在国际收支发生逆差时,政府应当紧缩国内信贷。国际收支分析结构论认为国际收支逆差可以是供给不足所引起的,而且长期性的供给不足往往是由经济结构问题引起的,如经济结构老化,经济结构单一和经济结构落后等。如果国际收支失衡是由经济结构导致的话,那么调节政策的重点就应在改善经济结构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供给政策上。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政府调节国际收支以实现外部均衡时应灵活运用上述各种理论分析具体问题,吸收上述各理论正确的部分,摒弃不合理的成份,灵活地加以综合运用,力争使政府的决策与分析切合现实。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最主要的政策工具,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对经济的作用机制、政策效果等与封闭条件下的情况相比均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分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力的主要工具是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它是以标准的IS--LM模型为基础,针对开放的小国,假定总需求不足,对国际资金流动采用了流量分析法。该理论认为,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一般都比较有效,一国可以自主控制货币供给,货币政策会通过对汇率的影响而加强其效果。以扩张性货币政策为例,它会带来产出增加和利率降低,而这两者都会带来国际收支的恶化从而使本国货币汇率贬值,这就又加强了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扩张效果。同时该理论认为在浮动汇率制下,财政政策是相对无效的,虽然在不存在国际资金流动时,财政政策是非常有效的。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财政政策所造成的利率变动会引起汇率的调整,从而削弱其政策效果。以财政扩张政策为例,它会造成利率的上升而带来国际收支的改善,顺差会带来本国货币汇率升水从而削弱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扩张效果。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论证了开放经济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同比较优势,对于政府的政策搭配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该模型还在很多方面被进一步改进,但主要理论结论并没有太大变化。由该理论,我们可以看出,在浮动汇率制下,一国可以更为主动地追求特定的政策目标,这一分析结果对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的汇率制度的选择也是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模式向理性预期的递进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在完全理性预期的条件下,政府相机诀择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会完全被微观经济主体基于理性预期下的行为所抵消,这就构成了宏观经济问题中政府与大众之间的动态不一致。在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中解决动态不一致的关键在于政府要建立和保持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信誉。政府承诺对政策制定遵循一定的规则,从而以其信誉的存在来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由政府与大众之间动态不一致的非合作博奕转向动态一致的合作博奕。关于如何建立政府的信誉又具体有委托模式,契约模式和法律模式等理论。所有的模式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设计出激励机制促使政府有维持其政策信誉的动机。在这些旨在寻找促使政府追求政策信誉以改善微观经济主体预期的激励机制的设计之中,对策论的引进起了关键的作用。对策论方法强调预期的关键作用,以及理性预期概念的不完备性。信誉博奕存在着多种可能的情形,因此对于政府来说,其制定政策必须要从这些多重均衡中挑出很可能在实践中能够产生政策效果的那些均衡的方法。如果政府能够有效地提高其政策的可信性的话,将会影响到投机者的信心,从而能达到防范货币危机的目的。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在信誉方面受到了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模式改变的冲击,政府必须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模式加以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政府不但要在总需求方面进行经济调控以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而且还要有效地运用供给政策对开放经济的总供给方面进行调控。关于供给政策的理论重点目前主要体现在对政府的科技政策,产业政策和制度创新政策的讨论之上。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知识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国际竞争也主要表现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竞争,因而政府的科技政策不仅应该要做到能够推动科技进步,提高管理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政府的产业政策的核心,在于优化产业结构,政府实施产业政策应着重于克服资源在各产业部门间流动的障碍,因此政府要在宏观上予以调控,建立解决结构性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支持再就业制度。如果开放经济中存在低效率的制度性原因,那么政府就有必要进行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政策主要体现在企业制度上,包括企业创立时的投资制度的改革、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
    对开放经济下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分析目前还重点体现在对国际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研究之上。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参与国的经济存在着深刻的相互依存性,仅仅通过一国的政策搭配还不足以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各参与国应该在经济政策上进行国际协调。特别是在浮动汇率制下,国际间政策协调已受到广泛的重视。凡是在国际范围内能够对各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一定程度制约的行为均可视为国际间经济政策协调。研究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学者们设计了很多具有特定规则的国际间政策协调方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最为著名的方案包括:托宾提出的各国对外汇交易征收交易税的托宾税方案、威廉姆森等人提出的汇率目标区方案、麦金农提出的恢复固定汇率制方案等,这些方案都引起了理论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对实现内外均衡的各国协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国际间政策协调因各国的主权因素而存在很多障碍,而且参与国际政策协调本身也有成本收益问题,这些都影响到了国际间政策协调的实践。

    回复:

    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作出的战略抉择。这个战略抉择,立足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体现了中国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统一、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与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同世界各国一起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风险挑战,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揭开了两国关系新篇章。从那时以来,中日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取得长足发展。双边贸易额由实现邦交正常化时的11亿美元增加到去年的2360亿美元。截至去年年底,两国友好城市达到236对,人员往来达到544万人次。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为促进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在重温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重大历史意义的时刻,我们深切缅怀那些为中日友好事业呕心沥血、辛勤耕耘的老一辈领导人和各界有识之士,更加感到今天中日友好合作的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

      中日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进一步发展的新机遇。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不断拓展、合作空间不断扩大,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肩负的责任也不断加重。我昨天同福田首相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我们就全面深化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达成广泛共识,确定了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总体框架。我们一致同意,双方要共同努力,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推动亚洲振兴,应对全球挑战,共同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我愿就这几个问题谈些看法。

      第一,增进战略互信。人与人要成为朋友,前提是互信;国与国关系要稳定,基础也在于互信。中日两国都是亚洲和世界的重要国家,双方应该客观认识和正确对待对方的发展,相互视为合作双赢的伙伴,而不是零和竞争的对手;相互支持对方和平发展,视对方的发展为机遇,而不是威胁;相互尊重对方的重大关切和核心利益,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第二,深化互利合作。中日互为最重要的经贸伙伴。双方应该珍视长期以来两国经贸合作形成的良好格局,充分利用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的优越条件,加强两国节能、环保、金融、信息、知识产权保护等重点领域的合作,不断把两国经贸合作提升到更高层次,巩固两国关系的物质基础。

      第三,扩大人文交流。人员交往是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桥梁,文化交流是沟通两国人民感情的渠道。我们应该持之以恒地开展两国人文交流,着力建立两国青少年交流长效机制,夯实中日世代友好的社会基础。

      第四,推动亚洲振兴。亚洲振兴离不开中日两国的协调和合作。我们愿同日方及亚洲各国一道努力,推进多种形式的区域、次区域合作,加强共同安全,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推进东亚合作进程和东亚共同体建设,在促进亚洲振兴中实现中日共同发展。

      第五,应对全球挑战。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日益增多,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粮食安全、金融风险、严重自然灾害、重大传染性疾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影响各国发展和稳定,需要各国携手应对。中国愿同日本一道,积极参与各领域的国际合作,提高协作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回复: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

    为了更好地贯彻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我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必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平等互利的原则。

    独立自主,是指自己拥有处理本国事务(包括经济事务)的权力,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自力更生,是指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充分利用本国资源发展本国经济。这就是说,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把立足点放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从本国的实际出发,主要依靠本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充分发挥自身的潜力和优势来发展自己。平等互利,就是国家不分大小,不分贫富与强弱,无论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有何差异,都应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平等相待,互相尊重对方的主权和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意愿,使双方都能获得各自的利益。由于对外经济贸易关系是主权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所以这种经济交流必须是平等的、互利的。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为什么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

    第一,只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才能自主地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脉,逐步建立起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独立,进而保障政治独立。

    第二,只有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又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如果只把希望寄托在国外的某些“援助”上,不可能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更谈不上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

    第三,只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才能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保护国家的经济安全。我国的对外开放,必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服从国家宏观调控的要求和目标,量力而行,决不能受制于人;同时,要不断总结经验,完善对本国的金融市场和经济运行的监督和管理,只有这样,才能防范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回复:

    无论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有何差异,互相尊重对方的主权和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意愿。
    2。
    ⑶自力更生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相互联系,充分利用本国资源发展本国经济、独立自主。
    3,进而保证政治独立。
    ③在对外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平等互利的原则
    ⑴含义、自力更生原则
    ⑴含义,不分贫富与强弱:国家不分大小,是指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不能分割更不能对立。
    ②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①自力更生是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前提和基础。
    ⑵坚持该原则的必要性
    ①实现国家经济独立:独立自主是指自己拥有处理本国事务(包括经济事务)的权利,使双方都能获得各自的利益;发展对外贸易与保护民族工业相辅相成;贸易协定和合同要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来签订,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我国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
    1,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要符合对等原则、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⑵要求,相互促进,都应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平等相待;
    ②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是增强自力更生能力的重要途径:要体现贸易双方的地位平等和权利相同一;自力更生

    回复:


    虽然改革开放后,没有了布票,做衣服已经不是很普遍,更多人是去百货大楼买衣服穿。但是店铺很少。一个城镇只有一两家百货大楼。可是现在的商店到处都是,还分出了品牌店,老年店,裤子专卖店等等80年代初,棉布衣已经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化纤面料:的确良(一种化纤面料),二合一,三合一。而如今,各种面料的衣服应有尽有,退了休的棉织衣料也成为最舒适的面料。当时上映的国产故事片《庐山恋》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影片。女主角新颖的时装,都令人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戴太阳镜、留长头发、穿喇叭裤、蝙蝠衫成为年轻人的时尚。喇叭裤也因此流行一时。当然,那时候最普通的还是类似于中山装的的褂子。现在人们的衣服样式多了,挑选起来更自主了。当时,虽然是不愁吃不愁穿,但没有更多的钱花在衣服上,衣服的质量也不高,常常是开了线,撕裂了布,洗一洗,鲜艳的颜色也掉了下来。人们的生活好了,在衣服方面也就更不用愁了,甚至出现了衣服泛滥的情况,看看现在的孩子,哪一个不是一橱子衣服?

    小结:改革开放以来,服装的花色、款式更加多样化,面料、质地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到了九十年代,人们的生活向小康过渡,思想观念更为开放。人们的服饰在急速变化,穿衣打扮讲求个性和多变,很难用一种款式或色彩来概括时尚潮流,强调个性、不追逐流行本身也成为一种时尚。


    有一句话叫“民以食为天”,可以说人们将“食”作为生活的最低标准,同时人们也将“食”作为生活的最高追求和享受。记得在一个小品里,一位老爷爷向他的孙子讲述粮票的故事。可见粮票是当时解决温饱的重要物品。因为生产力水平不高,物质供应紧张,需要用票证限制人们的购买力。一直到八十年代,粮票还在使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粮食供求走向市场,粮票消亡成为历史的必然。如今这些时代象征已经成为收藏家手里的珍品。当然,从“食”的变化中,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的贫富盛衰,可以体味社会历史的变迁。50年代初,我国粮食短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蔬菜紧缺,在吃不饱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以胡萝卜充饥。由于缺乏最基本的营养,人们都有些浮肿。今天,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极大地丰富了,菜场、超市、大卖场,琳琅满目的食品应有尽有。人们对于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要“吃好”,还要吃得健康,科学卫生观念深入人心。人们讲究营养均衡,粗细搭配,口味清淡,要多吃蔬菜水果,少吃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食物。以前因粮食不够用来充饥的野菜、粗粮,如今却成为餐桌上的健康食品。
    小结:改革开放初期,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但食物匮乏单调、票证盛行,人们营养不足,有些农村没有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到了90年代,不但吃饱,还可以吃好,营养均衡,粗细搭配,绿色食品深入人心。食,已经不单单是生活的温饱品,渐渐变成了一门艺术,一门文化。

    改革开放初期,样式统一单调的平板房取代了房屋破旧,年久失修,岌岌可危的破旧民居。一片片的瓦片取代了破旧的屋顶,墙也不再是石砖砌成的,而是用石灰砌成的平坦而洁白的墙面。但房屋内只有床、桌子、椅子等基本家具,看上去简朴整洁,洋溢着和谐宁静。但住房仍是一个大问题。90年代开始,国家开始兴建经济适用房,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了“买得到、住得起”的选择。这种房屋有独立厨房、厕所,有上下水道的,质量有保障、小区环境优美、购物交通也方便。如今,居住面积扩大,居住条件有了明显改善人们居住的选择更多了,有高层住宅区,有复式楼,有花园小区,甚至还有单门独院的特色别墅。住,也成为人们最基本的生活条件。

    小结:当我们登上高楼远眺城市流光溢彩的景色时,也可以体会到古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装修也成为热点,风格多样的装修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也体现了人们生活品位的提高。



    出行,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个环节。买东西,走亲戚,上学,上班等等,时常需要使用一种代步工具。从最早到的步行,到马车,牛车,再到汽车,火车,无不体现一种时代的进步。改革开放前,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中国也被称为是自行车王国。但当时的道路建设也十分落后,大都是泥土地,凹凸不平,这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到了80年代末,中国人口众多,坐火车出现了“买票难,乘车难,运输难。”并且,速度也非常慢,妈妈在上大学的时候,从济宁坐车到青岛,过了十几个小时才到。而现在,仅仅需要4至5个小时。于

    上一篇:怎么把城里拉的网挪回农村 下一篇:甲乙两城相距480千米,一辆汽车4小时行了余程的2/3。照这样计算,这辆汽车行完全程还需要几小时?

    返回主页:襄城人才网

    本文网址:http://0710job.cn/view-25082-1.html
        信息删除